身为石首人的我，从小就对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耳濡目染，从记事起就知道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故事不仅承载着中国古人对友情与知音的深刻理解，而且与家乡石首的地理文化紧密相连。2000年5月3日，我怀着崇敬的心情，在石首摔琴台遗址，填下一阕《临江仙·伯牙绝弦》：“一曲高山流水断，人间恸绝知音？调弦口外暮云沉。苔封挥泪处，弦绝爨桐喑。调柱忽惊樵径改，焦尾犹鸣楚水滨。碑残犹刻伯牙亭。江涛吞绝响，山月葬琴魂。”在熟知俞伯牙与钟子期故事的同时，我也熟悉知音故里究竟是在石首调关还是在武汉汉阳，一直以来是一桩公案。经过25年来的反复研究和考证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：石首的确是真正的知音故里。在此，从以下五个方面予以论证。
一、古籍文献中的明确记载
《列子·汤问》记载：“伯牙善鼓琴，钟子期善听。伯牙鼓琴，志在高山。钟子期曰：‘善哉！峨峨兮若泰山！’志在流水，钟子期曰：‘善哉，洋洋兮若江河！’伯牙所念，钟子期必得之。”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也记载：“伯牙鼓琴，钟子期听之。方鼓琴而志在太山，钟子期曰：‘善哉乎鼓琴！巍巍乎若太山。’少选之间，而志在流水。钟子期又曰：‘善哉乎鼓琴！汤汤乎若流水。’钟子期死，伯牙碎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琴，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。”虽然《列子》和《汤问》都明确记载了俞伯牙与钟子期之间的故事，但是却未记载故事发生的地点，这使得知音故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历史悬案。
西晋太康元年（280年），驻守荆州的镇南大将军杜预下令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扬口运河，又因为河口位于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发生地而得名为调弦河。太平兴国年间（976—983年），北宋学者乐史着手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国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。《太平寰宇记》明确记载：“调弦亭在县东六十里，相传伯牙鼓琴于此。”作为现存最早明确记载伯牙鼓琴地点的地理总志，《太平寰宇记》以其“地名—事件—文献”的完整证据链，成为“石首知音故里说”的核心论据，权威性远超明代话本。此后，明代系列志书如《寰宇通志》《大明一统志》，进一步巩固了石首调弦口作为知音发生地的地位。清代的《石首县志》更是明确记载：“俞伯牙从楚都东下，停舟鼓琴于此，弦渐而调之，因以得名。”
石首麋鹿湿地 （雷佳民 摄）
二、遗迹文物的相互验证
王国维在《古史新证》中称：“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。”王国维提出的著名的“二重证据法”强调，要将发掘的出土文物与史书的记载相互验证。石首调关镇作为真正的知音故里，不仅有着《太平寰宇记》等文献的明确记载，而且有调弦口、调弦河、伯牙口、摔琴台等地名，以及商代镈钟等出土文物的验证和支持。
其一，调弦口和调弦河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介绍，调弦口的原名为“生江口”，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发生后更名为“调弦口”。《晋书·杜预传》记载：“预乃开杨口，起下水达巴陵千余里，内泻长江之险，外通零桂之漕。”镇南大将军杜预镇守荆州时，为巩固南方、发展漕运、便利军事运输，下令疏浚荆江支流“生江水”，连通洞庭湖与长江。因河口位于伯牙调弦遇知音之地，遂名“调弦河”，沿用至今1700余年。
其二，伯牙口、摔琴台等知音故事核心地名群。伯牙口位于石首市调关镇南部，桃花山山脉北麓。其原名“北哑口”，因伯牙两次访钟子期途经此地而得名。传说伯牙在此驻足问路，钟子期后裔世代居此，村名延续至今。摔琴台位于石首市调关镇伯牙口村南，半山腰的悬崖上。其特征是三面悬崖，面积仅容四人，与冯梦龙描述的“摔琴台耸立半山腰”完全吻合。
其三，出土的镈钟。1998年，石首桃花山镇马鞍山出土了一件商代镈钟（又称“特钟”）；这是湖北省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礼乐器之一，全国罕见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，钟家人世代为乐官。钟子期所在家族的姓氏，应当就是来源于“以官为氏”的传统，来源于世代专司钟吕乐器的演奏与管理；而镈钟作为宫廷乐器，很可能就是钟子期家族掌管的重要礼器遗存。换言之，出土的镈钟可以解释身为樵夫的钟子期，何以能辨音、听懂俞伯牙的琴声。
麋鹿天堂（雷刚 摄）
三、自然与人文的互文性
自然地理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板，而且是人文叙事的参与者。石首调关镇的水文特征与地貌环境，不仅为伯牙子期相遇提供了物理空间基础，而且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，诠释了自然地理对人文典故的隐性支撑。
韩婴在汉文帝时期担任过博士，在汉景帝时期担任过中山王太傅；他在《韩诗外传》中写道，昔日俞伯牙弹琴的时候，沉在水底的鲟鱼都浮出水面来倾听。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，不仅指出生江口（今调弦口）为荆江支流汇入长江之口，而且指出调弦口处“水极深”，这与如今调弦口是中华鲟秋季洄游深水区、密集区吻合，也为伯牙鼓琴时“鲟鱼出听”提供了地理依据。
石首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江段，横跨“九曲回肠”的下荆江两岸，是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的地理交汇点。荆江在此处河道蜿蜒曲折，水流湍急，古代行船常需避风停泊。据史料记载，俞伯牙自楚都（郢城）东下时，因避风雨临时停泊于调关镇附近的调弦口，此地恰好处于荆江南大堤与八一大堤交汇处，形成天然避风港，为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相遇提供了物理空间。
调弦口所在的调关镇西侧，地形以平原为主，但周边存在低山丘陵（如桃花山）与湿地（如天鹅洲）。俞伯牙抚琴时，江面开阔，琴声可借水面反射传播至更远区域。钟子期作为樵夫，活动范围多在山林与江畔，其职业特性使其对自然声音极为敏感。与此同时，荆江两岸的平原与山丘错落分布，可能形成天然的回音场域，增强琴声的传播效果，使钟子期得以清晰辨识琴意。
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（贾连成 摄）
四、诗词文化的历史印证
对于知音故里的考证而言，如果历史文献的明确记载和历史遗址、出土文物的相互验证是核心基石，那么历代文人以调弦亭为主题吟诵的诗作就是最为文化注脚。明清以降，张璧、韩守益、王启茂、张汉、李永忠及卫嘉、王承禹、汪一元等文人，先后以石首的调弦亭为主题创作诗歌，是“石首知音故里说”的文学见证。
明代御史韩守益的诗作虽多涉宦游，但对故乡调弦亭的书写充满深情。他在《泊江渚》中写道：“芦花飞，映晴雪，身世飘零不须说。四海皆兄弟，无端对面分秦越。丈夫莫学冷煖情，襟怀磊落肝胆明。”诗中“芦花飞”意象暗合调弦河秋景，伯牙子期相遇于中秋，芦花如雪正是知音故事的时间符号。“身世飘零”“肝胆明”等句，既抒个人宦海浮沉之感，亦隐含对伯牙失知音的共鸣。韩守益作为石首本土官员，其诗作被正德《湖广图经志书》收录，强化了调弦亭的官方文化认同。
明代礼部尚书、东阁大学士张璧的《调弦口上访知音》，是现存直接以石首调弦亭为主题的明代诗作典范。“江上清风岭外霞，调弦古迹实堪嗟。当年投学成连子，此日人思俞伯牙。高山流水声已杳，阳春白雪曲徒夸。钟期去后知音绝，独立荒烟日影斜。”诗中“江上清风”“调弦古迹”点明石首地理，与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载呼应。“成连子”指伯牙师承成连学琴的故事，凸显石首作为伯牙学琴地的民间叙事。尾联“独立荒烟”以景结情，将个人凭吊与历史苍茫融为一体，成为知音主题的经典表达。其诗作被正德版《湖广图经志书》、嘉靖版《荆州府志》收录，官方志书的引用强化了调弦亭作为知音故里的权威性。
清代诗人汪巨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人，其作品和学术成就展现了他在诗文、学术笔记、地方志等多个领域的深厚造诣，诗文内容涉及山水游记、友人情谊、学术考证等，既有个人情感的抒发，也有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。他的诗句“调弦遗响彻三湘”，以“三湘”为空间框架，融合调弦河、洞庭湖等意象，形成“琴声—流水—大地”的时空交响，不仅是对石首知音文化的诗意礼赞，更成为这一历史文脉在清代传承的鲜活注脚。
湿地之光(王润章 摄)
五、石首汉阳的论据对比
俞伯牙与钟子期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故事发生地，一般而言有三种不同的说法：第一种是，石首调关镇的调弦亭；第二种是，武汉汉阳蔡甸的古琴台；第三种是，泰山、海盐等地区。不过，相比较于石首调关镇和武汉汉阳而言，泰山或海盐等知音故里说，仅有明清传说作为支持，缺乏相关地貌、遗迹和文献记载。
从历史文献方面来说，石首知音故里说有《太平寰宇记》作为最早的支撑和有《九域志》《寰宇通志》《大明一统志》等20余部志书作为系列证据，而汉阳知音故里说仅有明代话本、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和清代汉阳地方志作为支撑，前者在历史文献的专业性、权威性和丰富性都远超后者。从遗迹和文物方面来说，石首知音故里不仅有可追溯至公元280年的调弦口和调弦河，而且有伯牙口、摔琴台等知音故事核心地名群，以及出土的商代镈钟；而汉阳只有建于公元960年左右的古琴台，前者不仅在遗迹时间上要早于后者680年，而且在遗迹和文物上都要比后者更为完整。
虽然世人多谓汉阳为知音故里，但是其根源不在于汉阳是真正的知音故里，而在于汉阳背靠武汉，具有地理优势和更高的知名度。类似的案例有山西汾阳与安徽池州“杏花村”之争，洪湖作为革命根据地比监利更有名，呆若木鸡、衣冠禽兽、空穴来风等成语因群众的普遍接受而变为贬义词。世人都以为杜牧“牧童遥指杏花村”中的“杏花村”，指的是在山西汾阳，而非安徽池州；其根本原因在于山西汾阳以杏花村为酒名，让其知名度远高于作为真正“杏花村”的安徽池州。同样，世人多知洪湖的赤卫队，却不知监利的周老嘴是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、湘鄂西省委、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，只因1961年公映的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让洪湖知名度大幅度提高。
余论
“石首知音故里说”的证据体系丰富而完整，从历史文献、地理地名、出土文物等方面均占优，其真实性远超其他地点。今予以研究论证，并非是为家乡石首争胜，但求钟子期、俞伯牙二人精魂，正本清源，得归其所。然而，即使确认石首是真正的知音故里，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故事作为中华文明最动人的文化符号之一，其生命力早已突破地理界限，展现出跨越时空的普世价值。这种超地域特征的形成，既是文化流动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人性共鸣的深刻体现。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如同一曲无字歌谣，在华夏大地的山河间流淌，也在不同文明的星空下回响。或许正如那未曾断绝的琴音，只要人类还在追寻心灵的契合，这个故事便永远鲜活。
作者简介
余仲廉，湖北石首人。武汉大学哲学博士，诗人、作家、书法理论家和批评家。武汉多所高校的教授、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辞赋工作委员会顾问、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高校诗歌工作委员会顾问、华中师范大学校园文化发展基金会名誉会长。
著有《行悟人生》《六根弦音》《灵魂的解读》《珞珈山起风了》《乡关何处寻旧梦》《椿萱集》《我的所有》《浮生拾慧》《心性词典》《寓言110》等廿余部著作。在《中国书法》《解放军美术》《正信》等期刊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，在许多著名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了数百篇诗词、杂文。